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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联传媒网讯】回顾香港的新闻史，整个香港新闻业的发展有三个传统:商业办报、知识分子办报和政党办报。第一份中文报纸的出现是提供航运信息的，船怎么进港、出港，在什么码头，让做买卖的人接货送货，很商业化，香港报业的发展以这个为开始，也就是商业办报，后来还有知识分子办报和政党办报。
纸媒在新媒体和免费报纸双重压力下，现在香港有6份免费报纸。在地铁或者是任何渠道派发的免费报纸，据说发行量有200多万份。这个很赚钱，因为无须大量聘请记者，新闻都是从各种现成渠道获取，低成本运作，所以很赚钱，但是对于传统的纸媒压力很大。
调查性报道与深度报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必须是揭露一些有人想隐藏的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去探索深度的话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调查性报道的重要特点就是花钱很多，要养很多人。在经济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人去做，是否是为了商业利益的主导，调查性报道做好了能够赚更多钱，还是有社会环境的主导?
第二，必须是要跟公共利益有关的，狗仔队拍明星也不是调查性报道，况且现在很多狗仔队是假的，他跟明星串通好了。
第三，调查性报道需要很多资源，《明报》的调查报道组只有两三个人，除了娱乐版的狗仔队以外，《苹果日报》、《东方日报》有一些专职的调查记者，其他都没有。一些资深的记者提出一个题目，然后向老板提出多给他几天时间去调查，老板往往都要求你一天两天，不会给你很长时间，香港的调查报道调查不出很深入的东西。
香港的报业公会发奖，有一些报纸一看题目就知道这是可能获奖的题目。美国的报纸也是这样，如果认定这是有可能获奖的，会花很多时间很多钱让记者去做，香港现在慢慢开始也有这样的做法，但是香港的获奖还是行业之间的做法，对于提高发行量、获取广告收入没有多大的好处，这方面的诱因不大。
种种迹象显示，香港现在的政治环境之下，做调查报道的新闻来源很多是来自于内部的“吹哨人”，这些内部的人可能对它的上司不满，要么是出于某一方的政治势力，所以它要揭发一些人给媒体爆料，这种现象是越来越多了，给公正客观报道增添了难度。
做调查报道是否能够为报社提高经济收益呢?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提高了公信力，建立了品牌效应，发行量提高，广告收入就会增加，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问题是跟很多地方一样，广告投放在报纸的比重每年都在减少，虽然总体的广告额是上升的，但是投放在报纸的比例是下降的。
尽管做调查报道可能是报纸救命的稻草，但是花那么多钱投资在调查报道方面还未必能够获得增加广告收入的情况之下压力也是很大的。调查报道对象往往是政治人物，要揭发不同的政治势力的人，打击政治对手。如果你的对象是商业机构的话你会很麻烦，商业机构是放广告的人，你调查了他，发表了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的话，他会撤销广告的，《明报》就搞了一个地产商，整个地产商的家族都把广告撤掉。
尽管有一些报纸，不畏强权，但他们都不是很敢去调查以商业机构为目标的调查报道。今天中青报特报部的人还讲到要独立调查，调查报道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要记者独立调查，新闻讲公正客观，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指控调查的对象，而且调查报道往往指控是很严重的，要么你不会花时间去调查。
按照公平客观的原则，我们应该给对方一个回应的机会，达到客观平衡，这个报纸往往在刊出之前一天截稿前几个小时才给对方打电话，有这个事，你怎么回应，对方有一点措手不及，很难回应。这个做法是不够客观公平的。为什么这么做呢?是竞争激烈的因素造成的，有可能同一个新闻别的报纸也在做，如果你打了电话找对方作出回应之后，对方知道他自己正在被调查，他会马上想出很多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包括马上给你的竞争对手爆料。
放出一些对他有利的消息，一般都是要到最后才给他打电话，但问题是造成不够客观公正的做法。报纸的激烈竞争另外一个后果是，报纸不敢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爆料的新闻来源，爆料的人也知道传媒的运作方法，它往往不会单独给一家打电话，尽管可能先给你打，但是也会告诉你准备给谁打，意思就是说要增加他的议价能力。
他对你有所要求，他对你的采访方向和采用的一些证据有所要求，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把对手打垮，记者和报社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不能放弃，他也不敢放弃，因为他怕自己放弃了这个独家，往往会顺从爆料人的方向，按照它的意图来做，这也是调查报道不够客观公正的表现。本来在激烈竞争环境下，你不做有别人做，保证公正可以获得伸张，但是在目前香港部分报纸都偏向于反政府的一方，这样的政治立场做出来的调查报道也是不够公正，不够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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